越南建构的南海历史地名叙事及其存在的逻辑问题（一）

一、引言

南海自古以来是中国的固有疆域。中国人民在此地区生产、生活相关的历史资料丰富，为我国主张南海各群岛领土主权和相关海洋权利提供了坚实的历史依据。作为南海周边国家之一的越南也与南海有着密切联系。同时，古代越南受中华文化影响，也存留下来许多汉文和喃字史料。越南方面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试图从国内外史料中寻找支撑其南海主张的历史依据。但这些史料中的地名各异，描述不一，以至于越南声索南海岛礁的逻辑有大量牵强附会之处。

针对这些漏洞，国内学者通过丰富而翔实的史料考据和深入的逻辑分析，对越方的主张进行了批驳。其中的关键问题即是越方所称“黄沙”和“长沙”与我国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之间的关系问题。越南的研究者普遍坚持越南史料中的“黄沙”和“长沙”等地理位置即是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但国内历史地理学家已明确指出越南所谓“黄沙”和“长沙”并非我国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

当前南海地名的考证相关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但对越南政府和学界发展出的整套南海历史地名关系网的关注相对较少。通过分析越南的官方白皮书和学者著述，我们可以发现越方将大量汉喃和英、法文史料中的地名串联成了相互关联的网络，使原本繁杂的不同地名看似指代相同地理位置，即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这种关系网表面显得系统而完整，但其各部分之间的联系有着明显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其关键节点相关的论证逻辑非常脆弱。本文将通过梳理越南政府官方资料和相关一手史料，结合国内外史地研究成果，展现越方的完整南海历史地名关系网络及其脆弱点。

二、越方历史地名的起始点：“葛鐄”

20世纪初南海纷争起源时，西方列强对南海地形的称呼基本定型，他们称这片海域为“South China Sea”，称西沙为“Paracel”，称南沙为“Spratly”。中国古代对南海地形有多种不同命名，但近代以来中国政府对南海地名经过多次改订，形成了当前的官方名称。

越南官方目前坚持将西沙和南沙称为“Hoàng Sa 和 Trường Sa”，并主张越南及西方史料中出现的“葛鐄”“黄沙”“黄沙岛”“黄沙渚”“万里黄沙”“长沙”“万里长沙”“Cát Vàng”“Pracel”“Parcel”“Paracels”等均是西沙和南沙的名称。将这些繁杂的名称都联系到西沙和南沙上是一项复杂的工作，而其起点是最早在越南史料中出现的“葛鐄”。

在古代越南文字中，“”是沙滩、浅滩之意，“葛”是沙子之意，“鐄”则代表金色，整个词组就是“金黄色的沙滩”的意思。南越西贡政权在1975年发表的《关于黄沙和长沙群岛的白皮书》（The White Paper on the Hoang Sa (Paracel) and Truong Sa (Spratly) Islands, 以下简称“1975年白皮书”）中称此地名是西沙群岛的古代越南语名称，首次出现在17世纪的《洪德版图》中。这一史料被当时的南越政权当作能够证明其对西沙拥有主权的最早的证据。南越方面称《洪德版图》记载了越南人在“黄沙”地区的经济活动，因此能够证明在17世纪时越南当地政权就已经在此地开展经常性活动。

“洪德”是后黎朝圣宗年号。黎圣宗在位期间，攻打占城、川圹等地，扩大了黎朝版图。同时，黎圣宗从光顺十年开始，开展了作为国家行为的地图绘制工作，1470年改元洪德之后于洪德二十一年（1490年）增定版图，将新获得的领土纳入。但目前流传的“洪德版图”并非1490年所绘。韩周敬、郭声波将“洪德版图”与《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等史料相比照，结合图中行政区划、地名避讳等综合考证，认为“洪德版图”应是作者根据洪德年间的资料于1651—1653年所绘。“洪德版图”的内容包含后黎朝全域图和各承宣地图并配有简要说明文字，然而该图仅是粗略描绘了当时各承宣构成和大致地理关系，并没有关于各地经济生活的详细描述，当然也没有关于越南人在南海地区活动的记录。

我们不难发现，南越政权混淆了“洪德版图”原图和《洪德版图》图集。《洪德版图》图集不同于“洪德版图”本身，它成书于更晚的年代。现存《洪德版图》有4个版本，其中两个版本是收录了《纂集天南四至路图书》《景盛新图大蛮国》《甲午年平南图》等其他地理资料的版本。这两个版本分别藏于日本东京的东洋文库和笔者曾就读的广岛大学，广岛大学藏本较东洋文库藏本而言，文字和地图线条都更清晰，寺庙等一些图案的描绘更细致，但图文内容基本一致，应是同一版本的抄本。南越政权发表的白皮书所引用的版本是东洋文库所藏版本。1962年南越“国民教育部”将该版本配上现代越南国语译文后出版。此版《洪德版图》收录的《景盛新图大蛮国》图中记“景盛戊午”（1798），图序落款是“庚申九月十四日”（1800），可见该版本的《洪德版图》成书不会早于西山朝景盛年间，应是其后编纂而成。“1975年白皮书”中引用的所谓越南人在“黄沙”地区的活动的记述实际上并非出于“洪德版图”，而是出于《洪德版图》这一图集中的《纂集天南四至路图书》。从南越再版的该图集影本内容来看，显然南越政权是了解“洪德版图”和《纂集天南四至路图书》的关系的。然而“1975年白皮书”似乎刻意混淆了两者的概念，利用了“洪德版图”和《洪德版图》的同名，使得《纂集天南四至路图书》中的表述看似是记录在表示王朝权力覆盖的“版图”之上。

综上所述，“葛鐄”相关的记述实际上最早出现在《纂集天南四至路图书》中。南北越统一以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也不再将“洪德版图”作为其声索南海岛礁的历史依据了，转而将《纂集天南四至路图书》作为最早的相关史料。然而《纂集天南四至路图书》中的地图部分与文字记述部分却是无法相互吻合的。

《纂集天南四至路图书》是一种交通路程图的地理书，在路线图上方有记述路线周边风土地理等的文字，是《天南四至路图》众多抄本中的一种。保存至今的《天南四至路图》均为抄本，版本不下十余种。主流观点认为该图编绘的年代应是1686年，而南越1962年出版的东洋文库所藏版本如前文所述，应是1800年之后的抄本。据王志强考证，关于“葛鐄”，该图的各个抄本中，有些有文字说明、有些在地图中有标示，仅《天下版图》和《安南形胜图》中图文能勉强对照，且各版本中采用的文字字形也不尽相同。仅就东洋文库版本来看，其中“葛鐄”相关文字记述如下：“海中有一长沙，名葛鐄，约长四百里，阔二十里，卓立海中。自大占海门至沙荣门，每西南风，则诸国商内行漂跋在此，东北风，外行亦漂跋在此，并皆饥死，货物各置其处。阮氏每年季冬月持船十八只来此取货，多得金银钱币铳弹等物。自大占门越海至此一日半，自沙淇门至此半日。”从此段文字对应的地图局部，即“大占海门”到“沙荣海门”的区域，位于从升华府到广义府的地区。从其文字内容来看，“葛鐄”应位于“大占海门”与“沙荣海门”之间的航路上，然而该处地图中并没有描绘相应名称的地点。与之相对，地图中标记有“葛鐄”文字的地点并非海中地形，而是内陆河道交汇之处（见图1），此处不在升华府到广义府的地区，而是在清华至乂安一带。东洋文库和广岛大学所藏版本均是如此。

图1 《纂集天南四至路图书》局部（白色虚线圈内为标有“葛鐄”的地形）

鉴于此史料中也存在其他古今混淆、考据不谨之处，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纂者自身的错误。但也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性，即此处“葛鐄”是做普通名词使用，意指黄沙浅滩。如果是这样，河道和海路都有可能有黄沙浅滩。根据《天南四至路图》部分抄本的序言署名可知其作者为“青江碧潮儒生”“杜伯”。有越南学者根据《清章县志》和《杜氏家谱》记载，认为作者杜伯字公论或者公道，自小考中乡甲，补为石河知县，政和年间辞官后南行至顺广、占城、真蜡等地，后受郑主的命令绘制地图。但《天南四至路图》及其序言中并没有关于作者受命于郑主的记述。从序言内容来看，作者是考虑到“未有立图以便人之往来者”才做此图“供卧游云尔”。而且其作品本身也存在图文不符的问题，品质确实不佳，综合来看不足以作为确认政治版图的依据。

南越政权出版的“1975年白皮书”在引用《洪德版图》时，仅引用了关于“葛鐄”的文字描述，而未附上原图。而后越南政府于1979年、1981年、1988年、2012年出版的白皮书中仅引用了《纂集天南四至路图书》中升华府至广义府部分，而未引用图1所示标记有“葛鐄”地形的部分。《黄沙和长沙特考》中引用的《纂集天南四至路图书》原图亦是仅引用了升华府至广义府部分。越南方面应该是意识到该史料中图文不符的问题，所以才仅引用了原图的一部分。

实际上，与《纂集天南四至路图书》中关于“葛鐄”的文字记述相一致的地图也是存在的，即同样被收录在《洪德版图》中的《甲午年平南图》。广岛大学藏本和东洋文库藏本《洪德版图》均有收录该图，署名“督率端郡公画进”，被认为是裴世达于1774年所作。该图中会安以南至安和海门近海处有标记为“大长沙以下”的长大沙滩，继续向南至“朱坞海门”，其外有标记为“葛鐄”的地形。但此图中并没有关于此地的文字描述。

图2 《甲午年平南图》局部（图中右下角地形标记“葛鐄”）

（未完待续）